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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2P监管:并非问题的问题

发布:2015-05-07 13:39:13

2015-05-07   13:38:31  

    P2P监管之靴何时落地?市场一直在侧耳倾听。自2014年初传言P2P划归银监会监管、继而有“四条红线”之说后,行业的大佬们大概都难以入寝了,都在等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,虽然各抱春秋,但焦灼之情应同。

 

    与之对应的是P2P行业的乱象丛生,出问题及“跑路”平台数呈直线上升态势。据网贷之家数据,截至4月27日,全国出问题的P2P平台累计达596家,其中“跑路”的238家;问题平台中当年上线即出问题的达281家,最短寿命的平台仅为半天;仅今年前4个月出问题的平台就多达229家,相当于去年出问题平台数的80℅,当月上线当月出问题的平台18家。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数据!

 

    摆在决策层面前是三个问题:要不要监管,由谁监管,怎样监管。

 

    首先是要不要监管?这并非明知故问的“废话”,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的确还存在诸多分歧。这些分歧未必不会对决策产生影响。


    有专家认为,P2P可能涉及的一些行为如非法集资等,现有金融法规都已有明确规定,不赞成出台专门针对P2P的监管制度。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,即便从零散的相关金融法规中我们能找到“治”P2P乱象的办法,但由谁实施,怎么实施,职责如何划分?这些问题终究需要解决。有专家认为,尽管P2P野蛮生长,但毕竟体量还很小,不妨让子弹先再飞一段时间。甚至有人认为,P2P产品的主要投资主体大多为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富裕阶层,即便P2P行业出现大规模坏帐,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无大碍。


    这些认识之偏颇是显而易见的。一方面,对行业的监管应更多地服从公共利益需要,不可因其规模尚小就放任不管。何况P2P已经在监管真空下运行了7个多年头,对监管的呼唤不仅源于频繁出现的风险事件倒逼,也发自大多数真心想做P2P的企业家们。更何况,对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因疏于监管而呈现的乱象已有前车之鉴!另一方面,监管的职责定位,除了防范风险、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外,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,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。这种保护应是无差别的,不存在任何“歧视”。


    对于P2P这一有着浓厚互联网色彩的投融资创新,尽管决策层高度鼓励,各相关监管部门也始终持包容的态度。但包容不等于滞后,当耳染目睹频繁曝出的P2P“跑路”事件,面对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悲惨之状时,监管岂能无动于衷?

 

    监管的空白是对投资人信心最大的约束。P2P风险的传导,带来的不仅是数量惊人的平台倒闭、跑路,更是对投资人信任的摧毁,这种摧毁是一种系统性的灾难。有监管比无监管好,这已是P2P行业的共识。因此,在要不要监管的问题上不应再纠结,监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。不仅是因为频繁曝出的风险事件,也关乎政府公信力——该出手时岂可不作为?


    其次是由谁监管。这一问题看似已经明了,实则不然。


    目前各界普遍认为,国务院已将监管职责交由银监会,但实际情况并没这么简单。尽管银监会在其新的组织架构中已将P2P监管纳入了普惠金融局的职责范畴,为对接P2P监管做好了准备;但目前国务院仅是要求银监会负责P2P监管制度的研究(或因为处置非法集资办设在银监会),日常监管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监管尚无确凿说法。业内人士应该还记得,当初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办法是由银监会、人民银行两家联合研究出台的,但小额贷款公司“出生”后其日常监管最终划归了地方政府金融办。


    所以P2P最后究竟由谁监管,笔者以为尚存变数。这将取决于对P2P平台的市场定位,以及监管模式的选择。譬如,是比照小额贷款公司、担保公司,还是比照私募基金,抑或比照纯一般互联网公司。不同的导向,决定了相应的监管者的选择,而不是相反!


    最后,是如何监管?无论监管职责最终划归谁,对P2P做出合乎实际的监管安排是无法回避的问题。笔者以为,要做到急用先行、立足实际、稳妥推进。


    急用先行,就是要抓住当前P2P乱象之根本,针对P2P行业突出的问题果断出手,尽快遏制住风险蔓延之势。当务之急是要遏制P2P平台非法集资和“跑路”之风。要从遏制“资金池”、强化第三方资金托管入手,防范P2P异化为集资;要像打击银行信贷领域的“逃废债”“跑路”一样,加强各部门联动,建立对P2P“跑路”的惩戒机制。无论在银行信贷领域,还是民间金融领域,“跑路”是对诚信社会最大的挑战因此,严惩“跑路”是防止行业信心崩溃的不二选择。


    立足实际,就是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研究监管对策,不应脱离国情、一味比照国外成熟的运营模式来监管。P2P的本源是借款人与投资人借助P2P平台信息直接发生借贷交易的一种投融资对接模式,P2P平台只是信息中介,不参与借贷资金交易,不对投资人损失垫付。这也是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P2P模式。然而这种模式的运作是有条件的,即相对完善的征信体系和相对良好的信用环境。譬如美国,其征信体系之完善,使恶意违约者无所遁形,更不用说“跑路”了。


    显然,P2P在我国诞生,距上述假设条件尚存相当距离,存在先天的环境缺陷,导致畸形发展是必然的。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。对于依托互联网虚拟世界的P2P网贷,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撑,缺乏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,极易产生借款人不诚信行为,给一些不良借款人有机可乘,诱发以许诺投资人高额收益、在获得借款后玩人间蒸发,致使投资人资金“打水漂”的乱象。在这种环境下,如果没有适当的本息保障安排,极少有人甘冒“血本无归”的风险去追求高息回报。这就是中国P2P生存的现状。因此要客观看待目前P2P行业客观存在的信用中介化、平台担保等事实,权衡利弊。关键是,要提高准入门槛,使一些抱有“诈骗”初衷的不法分子无机可乘;强调资金托管,以隔离风险;强化负面清单管理,不允许搞资金池、搞自融资,这是引致期限错配、导致平台提现困难的最根本原因,也是滋生非法集资的“温床”。


    稳妥推进,就是在对P2P做监管制度设计时,不宜企求一蹴而就。在具体监管制度的设计上,既不可画地为牢,追求简单化,或把希望寄托在行业自律上,这显然是不现实的;又不应一味比照国外成熟的运营模式来监管。首先,应加快建立P2P平台的准入机制。产生P2P平台乱象特别是“跑路”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,就是门槛太低,导致鱼龙混杂。因此,对平台的准入应设定严格的标准,除了在资本金等方面设定门槛,对平台高管的从业经历及诚信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方面。其次,事实求是地厘清平台的市场定位。P2P平台的去信用中介化问题。P2P平台向信息中介回归无疑是正道,但在中国现有的信用体系和状况下,如果没有平台信用做背书,P2P在中国的发展势必失去根基。试想,如果P2P平台仅仅履行信息的搜集、发布,如实提供平台所面对的借款群体信用(这一群体的资信状况显然低于传统金融的要求),借款人的资信怎能入投资人之眼?如果平台对借款人信息做不实披露、甚至有意美化包装,则出了问题,投资人自然也要向平台问责,其结果何异于背书?两权相害取其轻。在现行状况下,与其不切实际地否决平台的信用中介地位,不若承认并疏导。若承认P2P平台的信用中介地位,则平台履行信用中介职责,对借款人自然会尽可能做尽职调查,也就能尽可能将不合格借款人排除在外。

 

    毕竟,P2P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。任何一项监管制度实际上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,符合“猫捉老鼠”的监管范式,对P2P的监管也不例外。正如斯蒂格勒(stigler)对监管的定义,“作为一种法规,监管是产业所需并主要为其利益所设计和操作的”,我们不能为监管而监管,监管的基本出发点是要通过规范来促进稳健发展,而不是简单地限制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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